作者：蔡華杰（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既是新時代黨治國理政新理念新實踐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更是解決我國資源環境生態問題的基礎之策。當前，學術界已經圍繞該轉型的重大意義、關鍵路徑、保障機制等議題進行了探討，我們還需與國際社會綠色轉型話語進行比較，認真研讀《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中所蘊含的思想觀點，在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獨特語境下理解這一重大部署的深層內涵，以便把握轉型的方向和思路。

　　當前，國際社會存在三種主要綠色轉型話語。一是綠色資本主義轉型話語，二是生態中心主義轉型話語，三是生態社會主義轉型話語。這三種話語相互交織、相互博弈，構成了全球綠色轉型的復雜語境。然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實踐不能以上述話語進行解釋和指引，既不能遵循西方中心主義“去意識形態化”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也不能遵循脫離實際的“去現代化”和“去資本化”的極端環保主義。《文選》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不僅意味著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加快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而且中國式現代化本身也構成了全面綠色轉型的規制背景。我們應自覺將這一轉型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進程及其所生發的政治經濟文化語境中加以闡釋，深刻認識這是一條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對世界作出突出貢獻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轉型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定性的話，是管總、管根本的。”這句話從總體上、最本質意義上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屬性。要在這一語境下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深層內涵，就必須立足這一根本屬性，理解其規范意義上的轉型特征。可以從其中所內含的“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現代化”三個關鍵詞來加以闡釋。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頂層設計與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共同推進的轉型。國際層面的轉型敘事往往訴諸“自下而上”的動力機制，將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寄希望于基層社區的自發行動。但是，這種路徑常因缺乏系統性變革與制度保障而難以實現真正突破。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動力機制，包含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建設力量。一方面，黨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提出了“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等目標任務并作出相應部署，各地區各部門明確全面綠色轉型的重點任務，結合各自實際抓好黨中央重大部署的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發揮了“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綠色轉型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因此，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實現也需要人民群眾的共同參與和共同建設，才能共同享有。《文選》指出，“只有人人動手、人人盡責，激發起全社會共同呵護生態環境的內生動力，才能讓中華大地藍天永駐、青山常在、綠水長流”。這樣一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就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和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社會活力有機融合起來，既充分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又有效激發了社會內生動力和基層創新活力。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對那些不適應綠色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的轉型。綠色資本主義的轉型敘事回避資本主義擴張性與資源環境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甚至試圖將追求經濟無限增長的資本主義包裝為生態危機的解決方案。《文選》中不乏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反思，認為西方現代化“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往往造成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嚴重問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則堅決摒棄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物質主義膨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老路，并明確拒絕成為西方國家轉移污染和廢棄物的“垃圾場”或“污水池”，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框架內致力于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因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不是轉型至資本主義的邪路，而是促進社會主義制度在綠色維度上的自我完善和發展。這就意味著，這項深刻變革無論其廣度還是深度都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同向同行、相互融通。比如，在經濟建設領域，與綠色資本主義所要求的自然資源全盤私有化轉型不同，我國在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制度的設計上必須堅持“資源公有”的主要原則，即堅持自然資源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堅持這一原則基礎上，明確“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管理制度體系，完善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委托代理機制”的改革要求，從而解決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產權管理中中央和地方權責不清的體制機制問題。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保護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轉型。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社會主義的轉型敘事，均未能破解“發展與保護的關系”這一“世界性難題”，陷入了單方面追求環境保護的“去現代化”“去資本化”窠臼。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即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同樣要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們不是要舍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轉型，而是要堅持《文選》中多次強調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在綠色轉型中推動發展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轉型中“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正確處理“發展和保護的關系”。同時，與“去資本化”的轉型敘事不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正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存在的各種形態資本，充分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通過健全綠色轉型市場化機制，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全面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引導資本投向綠色低碳領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正是在有效駕馭資本的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堅持了安全轉型的要求，統籌處理好了發展和減排的關系，實現了物質財富積累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