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英杰（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近年來，人工智能、大數據、基因編輯等新興技術迅猛發展，在重塑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引發了深刻的倫理風險與價值博弈。202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科技倫理治理的意見》，其中明確指出，科技倫理是開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等科技活動需要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是促進科技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落實這一要求不僅需要完善治理制度，更有賴于不斷深化科技倫理研究本身的理論進路。在此背景下，引入科技史視角，對于深化科技倫理研究具有重要而獨特的意義。

　　科技倫理研究現有進路及其面臨的挑戰

　　當前，科技倫理領域主要有三種研究進路：一是以倫理學或科學技術哲學為基礎，將科技倫理視為相關學科的分支，側重規范分析與價值反思；二是以問題為導向，在科學技術與社會（STS）框架中討論具體技術引發的倫理議題，如隱私、公平與風險分配等；三是從治理視角出發，將科技倫理作為制度建構和政策設計的對象，回應“如何應對”的現實問題。

　　這些研究在回應現實關切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更側重對未來風險的前瞻性討論，而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歷史維度關注相對不足，由此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待進一步探討。首先，科技倫理研究的跨學科特征，使“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科技倫理的研究者多具有人文社科背景，在理論分析方面有優勢，但在具體科技實踐的技術細節與運行邏輯把握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認知距離；理工醫領域的科技工作者雖身處技術發展前沿，也逐漸增強了倫理意識，但在將技術風險轉化為系統性倫理反思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拓展的空間，雙方之間的有效對話仍有待加強。其次，現有研究多聚焦于個案層面的倫理分析，難以形成對科技倫理問題的整體把握。隨著科學技術高度分化且交叉融合，僅憑單一領域的案例研究，難以揭示科技倫理問題的結構性特征。再次，當前研究高度聚焦“當下”與“未來”，卻相對忽視對科技倫理問題歷史進程的反思。然而，科技倫理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在具體歷史條件中逐步形成的。脫離歷史維度，倫理評價將因缺乏語境支撐而顯得蒼白無力。最后，隨著“應用倫理”專業的設立，雖然科技倫理在學科結構中獲得了相對明確的定位，但學術界亦有觀點指出，若過于強調其“應用”屬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壓縮科技倫理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的展開空間，從而對相關理論創新及話語建構形成制約。因此，有必要將科技倫理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反思其研究視角與范式路徑。

　　科技史何以成為科技倫理研究的進路

　　科技史與科技倫理同樣具有跨學科屬性，二者都將科學技術視為嵌入社會文化結構中的實踐活動。隨著科學的體制化和職業化，科技早已不再是個體的智識活動，而成為深刻影響社會運行的關鍵力量。

　　首先，科技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隔閡，成為溝通兩者之間的重要橋梁。無論是理工醫研究者理解科學理論的形成，還是人文社科學者把握具體技術實踐的社會背景，科技史都是必要的中介。在此基礎上，在現有科技倫理的研究與教學中，科技史案例也被廣泛運用，從曼哈頓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等重大科技事件，到具體技術實踐中的功能設計，都體現出這一點。然而，在哲學研究對普遍性問題的關注背景下，這些案例往往被用來提煉具有一般意義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將科技史簡化為規范推論的工具性資源，忽視了其蘊含的歷史復雜性與社會張力。因此，有必要避免僅從“是什么”的層面理解科技史案例，而應進一步追問“為什么”與“怎么樣”，來探究倫理規范在具體歷史語境中的動態生成機制。

　　其次，從科技史視角看，科學技術既是生產力，也是推動社會結構與價值觀變遷的重要動力。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科技倫理問題并不限于個體層面的生命、健康或隱私，還與國家發展、社會變遷以及文明形態的長期演進密切相連。在這一意義上，有必要立足科技史的視角，從超越個體層面的尺度闡釋科技倫理與人類社會的雙螺旋互動，認識到科學技術的生產力既在于自身的力量，也在于人們對其帶來的問題的反思，而這正是推動文明前行的動力。

　　最后，不同歷史階段的科技發展呈現出不同類型的倫理問題。通過回溯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的歷史過程，可以發現倫理關切如何隨生產力水平而遷移，揭示科技倫理問題在關注重點、復雜程度及社會回應方式上的演變邏輯。這種分析有助于理解科技倫理與科技發展之間并非簡單的規范關系，進而認識到科技倫理并非對科技的被動約束，而是呈現出相互塑造的動態過程。

　　總的來說，從科技史的視角出發，可以為理解科技倫理的研究定位提供新的補充維度，使科技倫理研究回到其歷史生成與社會實踐的真實場域之中。

　　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的可行性

　　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可以從研究視角、史料運用與研究方法三個方面論證其可行性。相較于其他的科技史研究，該進路以歷史的視角審視倫理與道德領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問題。正如歷史學家沃爾什所說：“賦予史料以生命的或者使史料成為史學的，是要靠歷史學家的思想。”因此，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并不只是對史料的占有與呈現，還要對既有原始資料進行倫理上的重新審視。一方面，還原科學研究、技術發明過程中被遮蔽或弱化的倫理問題；另一方面，闡釋不同科學研究、技術發展階段中倫理問題的演變形態，進而探究科學研究、技術發明與科技倫理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人類文明如何在這一互動過程中不斷推進。

　　在具體研究路徑上，可以依托關鍵性個案展開分析。就案例選取而言，大體可區分為“廣為人知”與“鮮為人知”兩類。對于前者，如曼哈頓工程、人類基因組計劃等，可重新梳理其歷史發展的脈絡，考察科學目標、社會期待與倫理反思之間的張力，進而揭示出科技倫理問題并非在技術完成之后才被提出，而是在科技實踐推進過程中逐步顯現并被社會不斷重塑的動態過程。對于后者，可以立足于新史料的挖掘，但不應僅將新史料作為對過去的新洞見，而應對史料進行倫理層面的深度闡釋，揭示科技活動中所蘊含的人際關系、責任結構與價值沖突。

　　在研究方法上，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應被視為一種以經驗史料為基礎、強調歷史解釋的研究取向。在方法選擇上，原則上可以綜合運用科技史研究中既有的多種方法。但無論采用何種方法，其前提都在于堅持“史論結合”，即以詳盡、客觀、真實的史料為根本，將理論分析與具體歷史情境相統一。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包含科技倫理史的研究，二者同樣以歷史學方法探討倫理問題。科技倫理史主要關注科技倫理思想的演進過程，比如科技倫理問題的階段劃分、不同分支學科倫理的形成與發展等。

　　與主要關注當下新興技術倫理風險的研究取向不同，科技史進路的科技倫理研究立足歷史，致力于整合和梳理科技史事件中的多重要素，通過回溯科技實踐的歷史經驗，以史為鑒、啟發思想，從而為當代科技倫理研究注入新的理論動力。